作者：杨跃飞
我承认我身上是有黄土标记的，即便自己生命中一大半的时光是在外地度过，即便早已在北京安家多年，现在依然习惯不了吃大米饭，每天恨不得一天三顿都要吃面食。
我出生在平原的黄土地上，在平原，没有一片树叶是干净的。那是风的缘故。平原上的风并不烈，只是一个字:透。当风从“西伯利亚”穿过崇山峻岭，经过了艰难险阻到达平原的时候，它一定是十分的惊讶，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呢?一马平川，任尔驰骋。
风到了这种时候，是不是也觉得有些累了，该歇歇了？它就像是从远方射出的一粒子弹，初时烈，距离越远质量越重，那些有质量的细小尘埃就此飘落在了平原的树上。在这里，风对树的侵害是无声的，它很少有刮倒树的时候。但它常年一次又一次地去侵袭这里的树，那结果又会怎样呢?
在平原的乡村，能给人以庇护的，除了房屋，就是树了。树的种类很多，数起来最原始的怕至少也有二十几种，以榆、桑、槐、楝、桐、椿、柳、柿、桃等.为主要树种。这里一马平川，雨水丰沛，四季分明，按说应是最适宜植物生长的地方。可坦白地说，这里不长栋梁之材。
在平原，树与风的搏斗是长年的、持久的，也是命对命的，就像是一对老冤家。如果你尝一尝树的汁液， 你就会发现，那是苦涩的。若是果树，或是汁液偏甜些的树，如果不打药，那肯定是要被虫蚀的。平原上的树有一个最可怕的，也是不易被人察觉的共性，那就是离开土地之后就变形了，这就是风对平原的树的影响。
这里常刮的风是西北风，西北风冬哨秋尘，且钻旋凌厉。所以这里生长的树没有特别直的，二般都是偏东南的朝向。如果你看见路边的树朝着东南歪一点，就像是在给人点头，那么，就离家乡不远了。
而这里的风对人的影响，刻在脸上，那就是岁月，而岁月一旦定了格，那就是风俗了。风俗是一个地域特定的生活习惯。老家的人是主吃面食的：面条、面饼、面汤、菜面窝窝等。吃面食须臾离不开的就是辣椒，辣椒是大家最重要的生活调味品。在庸常的日子里，没有辣子是吃不下饭的，辣椒吃多了，脸上就会生出粉刺来，如果在路上你碰上一个年轻人，一边走一边抠脸上的粉刺儿疙瘩，没错，那肯定是我的老乡了。
血脉的联系是必须要说的。不管走多远，我都得承认，我是那片黄土地的人。哪怕你一天也没回去过， 你的祖籍仍然是黄土地上的杨圪塔村。可我们杨姓这一脉从根上说，又不能算是地道的平原人。据说，杨家是从明代才从山西洪洞县迁徒过来的，但纸上的记忆是靠不住的。我对这片黄土地的记忆是儿时和村头的一个个老人“喷空儿”（在中原表示闲谈的意思）中深植入下来的。
村里有一座关帝庙，相传有500多年的历史。庙前有一座古塔，后年久失修倒塌，仅留有塔基，村民习惯称塔基为疙塔，后杨姓迁此建村取名杨圪塔，村子有2268人的大村子,村子地理特殊，东西南三面环深沟，北面是山坡，地少人多，也是本市最大的贫困村之一。
一条颍河蜿蜒穿过中原大地，颍河边上多有一望无际的芦苇荡，许多村子以编席为生，据说，他们编的席子一九五八年曾获得过巴拿马世界博览会金奖。
我们老家的村子就紧靠颍河，在村子南边穿过，两岸都是茂密的芦苇荡，听老人们讲，以前这里家家户户以编席为生。
过去，这里的男人普遍比女人低，那是背湿苇捆背出来的，这里的女人普遍比男人高，那是她们站在碾篾子的石磙上一脚一脚练出来的。
一到每年的八九月份，芦苇就成熟了，那时候，一大早，村子的女人们照例会让男人背出捆一捆头天晚上破好的蔑子来，由她们站在石磙上把编席用的篾子碾平，然后再去编。在村街上， 女人们一个个站在圆圆的石磙上，头高高地昂着，靠着脚尖的力量， 双腿的灵活，驱动着石磙在她们的脚尖下忽东忽西、来来回回地滚动。她们一个个脚法矫健，身子灵巧，就像是技艺高超的芭耆舞演员。这在村子里曾经是一道风景。
那时候人们生活贫困，吃饭是天大的事情，可一年四季总也不缺吃的，现在人们都讲绿色食品，可当年村子吃的全都是绿色食品。那时候人们吃过火烧的蚂蚱，半生不熟的嫩玉米，春天的槐花、榆钱儿、桐花，秋天的高粱杆，掺有棉籽的窝窝头，一股酒糟味 (窖坏了)的红薯，一碗一碗的水煮胡萝卜，九蒸九晒用盐腌出来的蓖麻叶，还有从老鼠洞里掏出来的豌豆。可以说，只要能吃的都被人们想到给填肚子了。
最让村里老人们不能忘怀的是三大美味。第一大美味是柿糠沙，也叫“炒星星”。那是晒了一冬的柿子皮加豌豆面、红薯干面再加辣椒面等用水和成面团，经发酵后拍成一个个圆面饼在阳光下暴晒，再经手工小拐石磨磨成粉状，最后在烧红的热锅里至少浇半碗猪油爆炒，这就炒成了晶亮亮的、看上去一粒一粒的油沙。吃的时候先甜你一下、再辣你一下，你得一点一点吃，辣得你长伸着脖子，满口生火，一腔红甜。我小时候没有吃过，但是看老人们陶醉其中的描述着，感觉肯定是人间美味。
第二大美味，是春天的时候，榆钱和槐花，这是小孩子的零食，也是村民餐桌上的一道主食，女人们把榆钱、槐花用杂面揉到一块蒸熟，或炒或凉拌。我在小时候，一到槐花和榆钱盛开的时候，就和小伙伴们比赛爬树，去够这些天然的零食吃，经常把两条裤腿磨烂，少不了被发现后的母亲训斥一通。
第三大美味是井拔凉水蒜泥薄荷叶蒜面条。女人们拿擀面杖擀出薄薄的面片，再用刀横切除细细的面条，抓一把地头野生的玉米菜，井水过凉，浇上蒜泥薄荷叶调制的料汁，大夏天吃上一碗，一天劳动的疲劳都赶走了。即便到现在，我在北京的家里也没事自己做，只是用的超市里买的挂面，也吃不到地头野生的玉米菜了。
待到收完芦苇，河边就搭起了一个一个过红薯粉的架子，下面是沉淀红薯粉的大池子，村子北坡上种的红薯过出的红薯粉质量最好，可村民们都不舍得吃，把最好的红薯过出红薯粉，然后把红薯粉卖掉换钱，把不好的红薯留着自己吃。一到冬天的时候，河边就一个挨着一个的过红薯粉的架子，夫妻两口齐上阵，小孩子就在河边自己玩，大冷的天里河边同样热闹。
冬天里能吃的东西不多，但是能吃的东西都可以通过火烤来吃，我小时候体弱多病，父亲曾经多次把从我家玉米秆堆里逮到的刺猬烤给我吃，拿泥巴把刺猬裹成泥球，扔到火堆里，再扔上几块红薯，等火熄灭了，红薯和刺猬肉都熟了，晚饭也就都有了。
冬天里有火堆的地方，就是一场大聚会，火堆越大人越多，冬日里闲着没事的女人们就围着一个大火堆烤火“喷空儿”，村里汉子们喝了酒就玩“顶牛”，一对一、头顶头，看谁把谁顶败了。小孩子们就围着一个老人，听老人讲村子里以前发生的故事，那时候没有电视，没有手机，会讲故事的老人就有许多“粉丝”。
对于小孩子来说，炉子边上的粉条、花生、豆子、粉条等等都能烤，只要烤熟就能吃，老人们说，他们小时候经常做泥蛋子红薯麻雀，也叫“双味麻雀”。就是把生红薯掏一孔，麻雀在盐水里泡泡，尔后塞进红薯里用泥糊了，放在烟炕房里的火道去烤，等泥蛋烤裂的时候就可以吃了，先苦后甜再咸，哎呀，所到这里老人砸吧一下嘴巴，好像又吃到了他记忆中的美味。
正是这些绿色食品丰富了我的胃，使我能在村子里茁壮成长。以至于后来，我一看到辣椒就浑身燥热，满口生火。辣椒是村子里最常用的一种佐料，是高挂在盐之上的一-种生活必需品，正是这种佐料诗意地毒化了我的童年。
当然，这是低层面的吃，如果要求再高一点，如果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，炒上两个菜，那就是吃酒了。现在有人说酒是文化，也就是“辣”的文化，是让人兴奋的文化，“文化”到了极点，也就是一个字:醉。让客人喝醉，这是村子里待客的最高境界。如果哪家来的客人喝醉了，醉成了一摊泥，那是待客的种荣耀。往往这时候要拉到架子车上，绕村一周，这是多么体面的事情啊!
村子里还有已给风俗叫:领席。在这里“席” 是要“领”的，想一想这有多么优雅。村子以前靠编席为生，最不缺的就是席子。那时候，一张席就是一张流动的床。村子里最重要、最私密的活动都是在“席”上进行的(一为酒席，二为炕席)。特别是到了夏天，主家领着一张席，客人或朋友相跟着，有瓜的时候，就去瓜地，或者是树下、河边、场院，带着盛了烟丝的笸箩、一瓶小酒、几根脆瓜、一筐花生，席地而坐，对月而谈。至于说些什么，那就不知道了。
那时候一到夏日的傍晚，人人都会领着一张席到处走，说是纳凉，可睡到半夜，忽然下雨了或是刮风的时候，就又拉着席走了，也许是去了炕房，也许是钻了麦秸垛，谁也不知道他或她到哪里去了。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那芦苇荡连绵百里，一眼望不到边，好像一生一世也割不完、走不出的样子，可是现在几十年过去了，整个芦苇荡早已经都消失了，颍河两岸也很少能见到芦苇荡了。
2018年，村子入选河南省第二批乡村旅游特色村，给留守在这里的村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，村民们现在也有了新的生活方式，不再为吃喝发愁，很多人都外出打拼更好的生活，村子里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外出打工，留下了老人和孩子在村子里留守，也有举家搬迁入城里生活再也不回来的。
现在走在村子的街头上，已经很少能遇到年轻人了，只有到了村里小学放学的时候，孩子们在村里叽叽喳喳的玩闹声，才让村子里有了一点生机。
一个老人蹲在街边的一个大石头上独自在抽着烟，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小孩子愿意围着他听听村子里以前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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